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时，与牧民的孩子一起骑马。
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强调了民族工作中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关于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为我国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与民族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和任务，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我们党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作用。1949年11月，毛泽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周恩来论及民族工作时也经常讲到民族干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复杂而重要的民族问题，邓小平在给西南民族学院的题词中特别强调，“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张汉城主编：《西南民族学院院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关键”这一概念来强调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1966年3月，邓小平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把农业搞上去；其二是解决民族问题。而要“解决民族问题，关键是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这里，邓小平同样强调了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干部。1978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强调，民族地区要注意选拔政治思想好和比较懂得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时，针对当地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头，特别强调，“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的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因此，必须“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这是邓小平再次使用“关键”这一概念来强调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作用。
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也是贯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内容。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同年10月起施行。其中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2条和第64条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做出了明确规定。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在这些规定中“得到了集中的贯彻和体现”（贾东海主编：《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什么样的标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握好“德”与“才”的关系，1940年11月，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具体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德才兼备”标准的提出，造就了一大批坚持革命、勇于战斗的干部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干部选拔培养上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性标准，不过，随着不同时期中心工作的变化，“德”与“才”的具体内涵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将“德才兼备”这一原则性标准进一步丰富发展。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肯定了德才兼备的标准，同时补充了三项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标准。“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德才兼备”标准的丰富发展。
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上，毛泽东主要着力于培养和任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干部。因此，“革命化”成了其偏重的主要标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发展。新的方针指出，要“大力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1981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提出，要“大力培养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民族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工作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这实际上就是将干部的“四化”标准推广普及到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上。
此外，邓小平也意识到少数民族干部标准所具有的特殊性。1981年8月，他在新疆视察时谈到，“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这一特殊标准的内涵，邓小平指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99页）。这阐明了少数民族干部除要达到一般干部的政治要求之外，还必须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场上特别坚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府提出要“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民族干部的数量和规模发展得较为迅速。1950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万人；1956年，增加到21万人；1966年，则已达到80万人。
尽管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但还面临着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层次分布不合理、基层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和专业技术干部缺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邓小平开始注重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并注意对其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专业技术结构上，1979年11月，国务院在批准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民族学院必须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知识结构上，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与班禅大师的谈话中指出，不仅要发展生产，“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主要采取民族院校教育培训、干部学校和民族干部学院培训、委托普通高校办民族班、中央有关部委培训和挂职锻炼等形式大力培养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构成上，198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提出，要“使每个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做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在邓小平少数民族干部建设思想和国家各级部门出台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数量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截至1992年年底，少数民族干部从1977年的78万人发展到228.4万人；全国5个省级自治区中，少数民族干部在其省级干部、地（厅局）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47.5%、35.9%和32.1%；全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其总数的比例为75％；全国企事业专业技术少数民族干部占其总数的比例为64.4％（孙懿：《中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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